说到狄青就忍不住想提到南宋的岳飞，这二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他俩都是从一个普通的大头兵一步步地升到了军方的最高职务（狄青是枢密使，岳飞是枢密副使）。只不过，狄青的出身其实比岳飞还要低，因为他是一个“贼配军”，而岳飞至少从军的时候是清白之身。当然，狄青也有他的优势且是岳飞所不能及的，他入伍不久就被选拔进了“御龙直”，从此基本上每天都能跟皇上见着面，虽然可能只是个站岗的，但至少也能跟皇帝混个脸熟。
狄青的人生能够起飞当然是与赵祯有关，但如果只是给赵祯当保镖，那么狄青的名字在后世将无人知晓，来到陕西戌边并由此得到尹洙的赏识和推荐继而让范仲淹和韩琦对其刮目相看——这才是狄青的人生开始发生重大改变和飞跃的根源，而且是质的改变和飞跃。没有这些人对他的赏识、提拔和栽培，那么狄青可能只会是一个战斗英雄，而不会在后来为将为帅。
这里其实也应该提到范雍，要是没有他的网开一面，狄青早就小命呜呼。同样的，岳飞也有贵人的赏识和相助，比如说宗泽。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宗泽，那也就不会有后来的那个名传千古的岳飞。
不止如此，这二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相似之处，他们的人生尤其是军旅生涯的很多事都被人为地抹去。岳飞好在还有一个名叫岳珂的孙子替他收集生平之事并编纂成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部《鄂国金陀粹编》才让我们对岳飞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但这也是导致岳飞饱受争议的原因之一，因为在官方史料的记载里岳飞并不如岳珂所说的那般光芒万丈。但狄青呢？如今我们提到狄青，我们会想到什么？除了归仁铺之战，我们会想起他曾经指挥过哪一场重大的战役或战斗？可是，一个没有赫赫战功且备受文官集团嫉妒的武将能步步高升吗？能最终成为军方最高长官枢密使吗？能被赵祯赞誉为“朕之关张”吗？既然如此，那么狄青的那些本该被永传后世的战绩和战功又到哪里去了？
关于狄青的战功，我们如今只能在官方的史料里看到冰冷且看似平淡无奇的寥寥数语： 凡四年，前后大小二十五战，中流矢者八。破金汤城，略宥州，屠咩、岁香、毛奴、尚罗、庆七、家口等族，燔积聚数万，收其帐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桥子谷，筑招安、丰林、新砦、大郎等堡，皆扼贼要害。尝战安远，被创甚，闻寇至，即挺起驰赴，众争前为用。
就是这几句话便将狄青前半生的主要军功一笔带过，这其中的“略宥州”以及“城桥子谷，筑招安寨”我们已经介绍过，但具体的战况我们无从而知，至于狄青的其他战绩在史料里更是无从查找。相比我们之前提到的张岊、王凯和张亢，如果单看史料的话，我们甚至会觉得狄青远不如这些人。可是，还是那句话，如果狄青没有傲视天下的大功于国家，那么他不可能一路加官进爵直至最后成为仁宗朝的军事柱石。
这里有一个词叫做官方史料，它并不客观，但它“权威”，而且它还代表了正统性与合法性，它用强权定义了历史在文笔之下的面貌，哪怕那是被刻意修饰的。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话并不是凭空而来的。我们常说历史不容被篡改，更不容被抹杀，但无数的事实都证明历史可以被篡改可以被抹杀，只要这个人或者这股势力或集团的能量足够的强大，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赵光义登基称帝的时候就已经提到过。事实上，在史官的刀笔之下甚至连黑白和善恶都是可以颠倒的，一切就看执笔之人是站在怎样的立场和角度上在写史。
狄青和岳飞的生平为什么会被抹去甚至是被篡改？他们为何会遭遇如此境遇？狄青最后为什么被免去了枢密使的职务？又是怎么抑郁而终的？岳飞又是为什么被剥夺一切官职并被下狱最终还被赐死呢？
这些问题其实很好回答，但又众说纷纭。说到狄青之死就免不了要提到欧阳修和文彦博，这两位名传后世的大宋名臣可谓是狄青之死的大恩人，正是以他们为首的宋朝文官集团大肆散播狄青有可能会颠覆大宋的江山才导致赵祯下令罢了他的实权，而备感冤枉和屈辱的狄青则在数月之后就因为心理郁结而病发身亡。岳飞就更不用说了，他死的时候身上还背着一个“可能有谋反嫌疑”的罪名。
也就是说，狄青和岳飞在临死之时以及死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头戴一顶“可能是反贼”的帽子，这样的“奸贼”怎么可能会被当时的官方所极致赞美呢？没让全国人民开会集体声讨你俩就已经是皇恩浩荡，没把你俩的名字从史书上给彻底抹去都算是文官集团大发慈悲，而当他俩开始被官方所认可并被追功之时，有关于他们的生平已经被改得或是被删减得无法复原。
更让人不解乃至想要气急而笑的是，某些后世之人为了洗地竟然说欧阳修和文彦博这样对狄青其实是为了保护狄青，其意就是他们这样做防止了狄青可能会做出什么傻事从而坏了他的一世名节。
这可真是高论！为了保护一个人竟然把对方给保护得去了西天取经，这样的保护谁喜欢？谁想要？说这种话的人是不是应该也这样被人给保护一下呢？照此理论，秦桧和赵构是不是也是为了保护岳飞才杀了他的呢？毕竟如果岳飞真的造了反，那他在后世的名声和地位就不会有如今这般之高，所以岳飞其实应该在地下深切感谢秦桧和赵构？
好了，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此打住。我的本意是想将狄青在这段时间里的英勇事迹给介绍一番，就像之前讲述张岊和张亢那般，但是很遗憾，由于史料的缺乏，这个想法只能是一个泡影。我们只知道他在这段时期很英勇善战，但他究竟有怎样具体的战绩却无从而知，可这无碍于他的晋升。就在这年的十月（差不多就是宋辽新一轮争端了结的时候），狄青由鄜延路都监被调任为泾原路都监并兼任原州知州，而就在几天后他又被直接升任为泾原路的副总管。
一直都在鄜延路守边的狄青为什么被调到了泾原路呢？这个事就得从一场让整个宋朝都为之而剧烈震荡的战事说起——宋夏定川寨之战。
在讲述定川寨之战之前，我们首先还是得来说一说伟大的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近况。
自从被迫从麟府二州撤军以后，李元昊的日子就非常难过。他现在所面临的形势可谓是万分险恶，首先便是宋夏之间的战争。他本是想对宋朝以战迫和，可他显然低估了宋朝君臣的自尊，宋朝想和确实不假，但这条件就是你李元昊必须得先低头承认错误，可自尊心同样强烈的李元昊怎么可能求和？那双方就只有继续打，直到某一方坚持不下去为止，但想必李元昊也很清楚，若是比拼消耗，那么最后投降的那一方必然是他自己。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死要面子活受罪——这是每一个心比天高且又极度在意自尊之人的可悲之处。
其次便是辽国。虽然李元昊送了很多财物去讨好耶律宗真，但双方这心里的疙瘩却算是就此结下了，事实证明，辽国并不是他永远坚固的后盾，反而是随时都有可能在背后捅刀子的刺客。即便如此，他也还是不得不对辽国强颜欢笑继续小心地伺候着。他已经惹火宋朝，如果再得罪于辽国，那他这日子也就没法过了。
再次，李元昊的背后也不安宁。
在玩弄权术和计谋上面，宋朝人可是兵家的嫡传弟子。眼瞅着这西夏不好对付，宋朝一面自己先扛着，一面还以金钱为诱惑促使辽国方面决定干预宋夏之间的战事，耶律宗真收了宋朝的钱自然要为宋朝办事。别的不好说，这点最起码的契约精神耶律宗真还是有的。李元昊尽管也在密切关注着宋辽之间正在进行的和谈，但他却没有资格参与其中，他的西夏不过是宋辽两国在谈判桌上用以讨价还价的筹码。他当然想阻止这两个国家言归于好，为此他甚至还主动派人去辽国相约两国共同出兵伐宋，但耶律宗真直接就给一口否决了。这还没完，重点就是宋朝不仅想着要让辽国约束西夏，而且还派人去联络了西夏背后的吐蕃人。
相信大家还记得亲手把李继迁给送上了西天的吐蕃赞普唃厮啰吧？ 宋朝这次倒是没有去找他，而是找了他的长子瞎毡，因为瞎毡现在的领地恰好跟西夏接壤。为了牵制李元昊，宋朝方面不但给瞎毡封官许爵，而且还给了他大量的赏赐，其目的不言而喻，宋朝就是要让瞎毡尽可能地让李元昊时刻感觉后背发凉，甚至是希望瞎毡能够在李元昊的背后狠狠地插上一刀。
经过宋朝的这么一番运作之后，李元昊就此形同于三面受敌，这也就意味着他得到处布防。可是，强人就是强人，李元昊面对这种局面硬是做到了水来土掩兵来将挡。这就不得不说他很有先见之明，在其正式建国称帝之前他就已经在边境的各处重镇囤积了重兵，四十万西夏大军分屯于全境十余个重要的州府，他这份家底可不是吹出来的。
尽管如此，总是让自己处于防守的态势终归是让人提心吊胆，可不防守又能怎样？为了能在宋辽的谈判桌上赢得更多的筹码，宋朝在整个公元1042年的上半年都对西夏持续保持高压态势，这让李元昊完全缓不过劲儿来。鄜延路的庞籍领着他手下的那帮悍将在边境上到处盖房子，而且还把他出境的通道给堵死了，他正想着要不要去教训一下庞籍的时候，范仲淹又直接把房子给修在了西夏的境内，就在他火冒三丈的时候，西边的吐蕃人瞎毡又在他背后磨刀霍霍。三面起火三面都得灭火，李元昊在这种情势之下派出了三路大军前去灭火，结果是他打跑了瞎毡，但却在庞籍和范仲淹这里撞了个满头是包。
更让李元昊气得想要撞墙的是，这年的七月西夏境内遭遇了罕见的大旱导致农田受灾惨重。干旱本就让人头大了，最要命的是受灾地区竟然还出现了数万只黄鼠狼，这些黄大仙把田地间的农作物给糟蹋得一干二净，这由此导致西夏的农产区饥民遍地，早就因为战争而导致国内物资贫乏的西夏国由此更是陷入了雪上加霜的境地。
尽管如此，李元昊为此还是不得不下令拿出本就不多的余粮进行赈灾，可他的倒霉事还没完，接下来发生的事才是最让李元昊感觉痛心疾首——他的心腹大臣野利仁荣也在这个月里病故。作为一个参与了西夏建国的整个过程并且为李元昊创立西夏文字和各种法度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野利仁荣的病故让李元昊痛断肝肠，以至于他在野利仁荣的灵柩前捶胸痛嚎：“何夺我股肱之速也！”
以上便是李元昊同志在公元1042年的大半年时间里所过的苦难日子，换了是你会不会气得在厨房里摔盆子砸锅？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讲，人在极度憋闷的情况下就想要发泄，哪怕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发泄，要不然整个人就要被憋屈死，赌徒们的孤注一掷就是这么来的。
也就是在李元昊内忧外患之际，宋朝和汉民族的败类、西夏的大相国张元给李元昊提了一个建议：为了转移国内的重重矛盾，同时也是为了能够让陛下你好好地发泄一下心中的郁闷，臣恳请陛下发兵侵宋，这一次我们不是要小打小闹，而是要一路南下直取宋朝的关中要地——长安（也就是宋朝此时的京兆府），直接把宋朝在陕西的第一重镇给攻下来。
张元提出这个建议的理由是宋朝在边境虽然囤积了重兵，但长安的兵力却很空虚，西夏军队可以利用其强大的机动性直接突破宋军在边境的各道防线，然后一路猛冲直抵长安。只要夺下了这个地方，西夏不但可以占据陕西，甚至可以因此而隔断蜀川与宋朝之间的联系，宋夏的战略态势必然由此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西夏甚至可以从此与宋辽三分整个天下。
面对这个巨大的诱惑，李元昊几经考虑之后终于还是采纳了张元的建议。经过一番调兵遣将之后，李元昊再次集结起了十余万的大军准备再次攻掠陕西。他这次选择的突破口还是泾原路，毕竟这里他早已轻车熟路，而且上次的好水川之战就是发生在泾原路。李元昊选择把这里作为突破口的另一个原因也是不言自明，范仲淹和庞籍那里是不能去的，因为难度确实有点大。至于韩琦镇守的秦凤路就不用提了，那里的路不太好走，而且还要经过吐蕃人的地盘，李元昊几乎就没想过这一次要找韩琦的麻烦。如此一来，最后倒霉的只能是泾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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