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5 章：渔猎规制（至元三十三年冬?贝加尔湖畔）
至元三十三年孟冬，渔官李渔带着船队沿贝加尔湖西岸勘察，船舱里堆满《渔情日志》—— 这是三年来渔民口述与实地记录的汇总。“每年四月冰融，细鳞鱼沿克鲁伦河洄游产卵；七月狗鱼最肥；十月哲罗鱼聚于深水区，” 李渔用木炭在木板上绘图，标注鱼类活动区域，“产卵期捕鱼，来年必减产，这是老渔民传的规矩。”
船队在湖心设 “观测点”，用铅锤测水深（每十里测一次），记录水温与鱼类踪迹。渔民老郑撒网试捕，收网后挑出小鱼放回：“您看这三寸长的细鳞鱼，都是鱼苗，现在捕了，夏天就没大鱼了。” 李渔在日志批注：“确定四月至五月为细鳞鱼禁渔期，七月至八月为狗鱼禁渔期，违者重罚。”
勘察结束后，李渔召集汉蒙渔民开座谈会，巴图部落的老渔翁阿古拉用蒙语补充：“冰下捕鱼要看‘冰花’，有冰花处是鱼群聚集区，但产卵季冰花最密，绝不能下网。” 这些一手资料成为制定渔期的核心依据，兼顾科学监测与部落经验。
白虎城议事厅内，脱脱与各族代表审议《贝加尔湖禁渔令》。李渔逐条讲解：“禁渔期分‘全禁’与‘半禁’—— 全禁期（四月至五月）禁止一切捕鱼活动；半禁期（七月至八月）允许每日捕鱼两时辰，且只许钓不许网。” 他展示《元史?食货志》记载：“国家岁赋于渔，必禁其幼，保其生，方可持续。”
禁渔令特别保护 “产卵场”，在克鲁伦河入湖口立 “禁渔碑”，碑刻汉蒙双语：“此为鱼产卵地，禁渔期内下网者，罚牛一头，没收渔具。” 兵卒每日巡逻，在禁渔区拉 “警示绳”（红绸缠木杆），绳上挂木牌：“犯禁者按《至元新格》治罪。”
为让渔民知晓，李渔命人将禁渔令抄在桑皮纸上，贴于市集与部落营地。汉商王茂自愿将铺子外墙辟为 “渔令栏”，张谦用双语书写：“禁渔非禁食，是为年年有鱼，今日少捕，明日多获。” 老渔民们点头称是：“朝廷想得长远，这规矩得守。”
军器坊内，李铁牛正按新规改造渔网 —— 网眼尺寸统一为三寸见方（用木制量规校准），小于三寸的旧网需加缝粗线扩大网眼。“网眼太小会捕幼鱼，” 他对来领新网的渔民说，“按军器监标准，每寸网眼需能通过三个铜钱，过不了的就是不合格。”
蒙古鱼叉也需改造，铁叉齿间距定为五寸，叉头重量限制在三斤以内（过重易伤大鱼内脏，影响食用）。李铁牛演示合格鱼叉：“叉鱼时刺入深度不超三寸，够分量的鱼才叉，小鱼放生。” 部落铁匠阿勒合不服：“我们祖辈用重叉，凭啥改？” 李渔拿出实测数据：“去年用重叉的渔民，小鱼死亡率比用轻叉的高五成，改了才能多留活鱼。”
校准后的渔具需刻 “准用” 印记，无印记者不得下水。李渔组织 “渔具检查队”，每日在湖岸抽查，对私藏小网眼的渔民，初犯警告，再犯没收渔具。老郑的旧网被查，他感慨：“刚开始心疼改网钱，现在捕的都是大鱼，反而划算。”
为平衡资源利用，李渔制定 “渔具分区制”：汉地渔网适用于开阔湖面（水深三丈以上），蒙古鱼叉限用于浅水区（水深一丈以内）。在湖岸立 “渔具分界碑”，碑东画渔网图案，碑西画鱼叉图案，避免工具冲突。
“渔网效率高，适合远湖；鱼叉灵活，适合近岸，” 李渔解释分区逻辑，“若远湖用叉，费时低效；近湖用网，易伤幼鱼，各用其长最合理。” 他在《渔具使用册》标注：“渔网区每日限网次三次，鱼叉区限叉鱼十条，超额者扣当日所得。”
有汉渔民偷到近岸下网，被巡逻兵卒查获，按令罚鱼十斤充公。脱脱在处理时强调：“分区不是歧视，是按渔具特性分配资源，汉人守网规，蒙古守叉规，谁违规都一样罚。” 公平执行让各族渔民无话可说，渔具冲突锐减。
使虎部落首领巴图与驻军千户帖木儿在界碑前划猎区 —— 以湖心界碑为中心，南至月牙河为驻军猎区，北至肯特山为部落猎区，中间设 “共享带”（宽十里，双方均可进入，但需提前通报）。李渔在《猎区图》上红线标注：“猎区边界每三里立石桩，桩顶刻部落图腾与军徽，一目了然。”
划界时争议激烈，帖木儿想占水草丰美的共享带，巴图寸步不让：“那是我部冬猎主战场，没了猎物，族人会饿死！” 脱脱调解：“共享带每月轮换使用，单月归部落，双月归驻军，猎获物按比例分润。” 他引用《元史?兵志》：“边地猎区，军民共守，疆界分明，方无纷争。”
界桩立好后，兵卒与部落武士联合巡逻，检查是否越界。巴图的侄子误闯驻军猎区，按令罚兽皮一张，巴图亲自送罚物：“规矩立了，就是亲侄子也不能破，不然谁还信界碑？”
各族猎人需持 “猎证” 出行，证上记录姓名、所属族群、猎区范围。每次狩猎归来，在入口处登记猎获：“日期、猎区、物种、数量、重量”，由登记官（汉蒙各一人）共同签字。李渔设计 “猎获牌”：“大兽挂木牌，小兽记竹简，牌上编号与猎证对应，可追溯来源。”
驻军猎获的黄羊、野猪需先报官，部落猎获的驯鹿、狐狸也需登记。帖木儿不解：“自己打的猎物凭啥登记？” 脱脱道：“登记不是要抢，是为统计数量，若某物种骤减，就需禁猎，保你们年年有猎可打。” 登记数据每月汇总，李渔在《猎情表》上标注：“十月驻军猎黄羊三十只，部落猎驯鹿二十头，均在合理范围。”
对未登记的 “黑猎”，惩罚严厉：驻军士兵扣俸禄，部落族人罚参与修路三日。这种溯源制度让猎区管理有了数据支撑，避免盲目捕猎。
脱脱与各族代表商议后，定下 “三三制” 分配方案：三成猎获入官（充军粮与官用），三成归猎人自用，四成纳入 “共享仓”（接济老弱、备荒年）。李渔算过账：“按去年产量，入官的够驻军两月粮，共享仓可济百人半年，自用部分也比往年多。”
分配由 “监分官” 监督，入官部分需选最肥美的鱼、最完整的兽皮；共享仓的鱼制成鱼干（用盐腌制，风干保存），兽肉煮熟后分装陶罐；自用部分可自由处置，但需按规定缴税（渔税纳鱼干，猎税纳兽皮）。汉渔民张三笑道：“以前打多了怕被抢，打少了不够吃，现在有规矩分，心里踏实。”
使虎部落担心共享仓管理不公，脱脱让巴图派族人参与看守：“仓门两把锁，汉官一把，部落一把，开仓需两人同时到场。” 透明的管理消除了疑虑，各族都愿按比例交赋。
为防分配中舞弊，议事厅设 “贡赋监督会”，由各族长老组成，每月检查共享仓账目。监督会有权开箱验物，核对入库数量与登记是否一致。有次发现入官的鱼干缺斤少两，监分官被问责，罚俸三月，由李渔重新指派公正者接任。
分配现场允许民众围观，汉蒙双语报数：“今日捕鱼三百斤，入官九十斤，自用九十斤，共享一百二十斤。” 报数声传遍市集，渔民可当场核对。巴图的族人检查兽皮入库：“这张黄羊皮有破损，不能算上等，需换一张。” 监分官立即更换，不敢含糊。
年终审计时，监督会将全年分配清单刻在石碑上，立于市集：“至元三十三年，共入官鱼干三千斤、兽皮百张；共享仓接济八十户；自用部分人均增收一成。” 公开透明让 “三三制” 深入人心，无人质疑不公。
每年秋分，李渔组织 “秋猎普查”，用 “样方法” 统计物种数量：在猎区设十个 “样方”（每方十里），派专人计数所见鱼类、兽类。渔民老郑懂 “鱼巢识别”，能通过水面气泡判断鱼群大小：“这片气泡密，鱼群至少百条；那边气泡稀，不过二十条。”
兽类普查靠 “足迹计数”，巴图带着猎手辨认足迹：“这是黄羊脚印，新鲜度不足一日，数量约十五只；那是驯鹿蹄印，有幼鹿踪迹，说明种群在繁殖。” 他们在《普查册》上画简图，标注物种、数量、健康状况，李渔用算盘统计总数：“细鳞鱼比去年增两成，黄羊增一成，狗鱼略减，需调整捕猎量。”
普查结果作为来年渔猎调整的依据：狗鱼减少则缩短捕猎期，黄羊增多可适当放宽限额。这种基于数据的管理，让渔猎既保生计，又护生态，避免竭泽而渔。
为强化生态保护，脱脱设立 “护渔护猎奖”：举报违规捕鱼者奖鱼五斤；发现新鱼巢上报者奖盐一斤；猎获幼兽主动放生者，免当月一成贡赋。汉渔民李四举报他人用小网眼，获奖励后逢人便说：“护鱼就是护自己饭碗。”
惩罚措施也毫不含糊：禁渔期捕鱼者，首次没收渔具，二次罚劳役（修补湖岸），三次驱逐出渔猎区。有蒙古猎手偷猎幼鹿，被部落长老当众批评，罚向共享仓补交鹿肉十斤，还需在禁猎碑前忏悔三日。
这些奖惩让 “生态平衡” 从口号变成行动。至元三十三年冬，李渔在年终总结中写道：“贝加尔湖鱼类种群稳中有增，兽类数量回升，渔猎规制初显成效。” 议事厅外的公告栏上，新贴的《生态公报》前围满各族民众，看着上面的数字，脸上露出安心的笑容 —— 这冰湖畔的渔猎，终将在规矩中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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