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论鲜卑族的历史时，绝对是无法绕开檀石槐，这位极具传奇特色的历史人物。
檀石槐，出生于公元137年，是鲜卑族部落首领投鹿侯的儿子，他的出生地在代郡高柳，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阳高县。
檀石槐自幼在祖父家中成长，他不仅勇敢健壮，而且具备非凡的谋略。
在十四五岁的时候，他凭借一己之力追回了被部落首领，掠夺其祖父家的牛羊，因此在部落中赢得了广泛的敬畏和信任。
檀石槐凭借自己的勇猛和智慧，被推举为部落的首领。
他在弹汗山和歠仇水畔建立了王庭，成功地整合了鲜卑部落，使得许多部落首领纷纷归附于他。
檀石槐借鉴了匈奴人的管理模式，将鲜卑管辖的地区划分为三个部分：东部从右北平向东直至辽东，连接夫余、濊貊等二十余城邑；中部从右北平向西至上谷郡的十余城邑；西部从上谷郡向西直至敦煌郡、乌孙等二十余城邑。
每一部分都设置了一名首领进行管辖，这一举措极大地促进了鲜卑部落的统一和发展。
檀石槐的领导使得原本分散的鲜卑部落，实现了较大程度的统一。
他整合了鲜卑的力量，增强了鲜卑族的整体实力和凝聚力，为鲜卑族在北方草原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檀石槐的领导下，鲜卑势力变得日益强大。他们向南劫掠东汉的边境地区，北面抗拒丁零，东面击退夫余，西面进击乌孙，完全占领了匈奴原先的全部地盘。
此时鲜卑势力的疆域，极为广袤，东西长达一万四千余里，南北宽达七千多里。
公元156年七月，檀石槐率领骑兵入侵云中郡，此后多次侵犯东汉的边界。
汉桓帝曾试图封他为王并提出和亲，但遭到了檀石槐的拒绝。
公元168年，汉灵帝即位后，幽州、并州、凉州的边塞诸郡频繁遭到鲜卑的进攻。
公元177年，汉灵帝派遣三路大军出击鲜卑，结果遭遇惨败，汉军士兵战死人数多达十分之七八。
而后檀石槐趁机侵占幽州大片的领地，也使得鲜卑成为强横一时的草原霸主。
公元178年，由于鲜卑人口的增加，原有的生产方式已经难以满足生存需求。
檀石槐亲自巡视，发现乌集秦水宽阔，且有丰富的鱼类资源。
于是他果断向东进攻倭国，俘获了一千余户倭国人，并将他们迁移到秦水边居住，命令他们捕鱼，以弥补鲜卑粮草的不足。
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鲜卑粮草不足的问题，促进了鲜卑的社会发展。
檀石槐领导鲜卑对东汉边境的频繁劫掠和大规模军事行动，给东汉王朝的边境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加剧了东汉的社会动荡和民族矛盾，对东汉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然而，檀石槐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他的统治并非没有挑战。
随着时间的推移，鲜卑内部的矛盾逐渐显现，部落之间的纷争和权力斗争开始加剧。
檀石槐的继承人问题，也成为了鲜卑内部争斗的焦点。
草木一秋，人生一世，花开终有花败时，人亦是如此。
公元181年，檀石槐去世，享年四十五岁，他的儿子和连继任了鲜卑弹汗山王廷鲜卑王的位置。
然而，和连虽然继承了王位，但他的统治并不稳固。
和连自身才能不足，威望不够，无法有效控制各部落首领。
此时，鲜卑分为西部鲜卑、东部鲜卑和辽东鲜卑。
西部鲜卑的主要部落有盘踞在并州北部草原的步度根部和盘踞在幽州的代郡、上谷郡北部的轲比能部。
东部鲜卑的主要部落有盘踞在幽州的辽西、右北平、渔阳塞外的素利、弥加、阙机等部。
辽东鲜卑主要有盘踞在辽东中部的慕容鲜卑，辽东塞外的宇文鲜卑和段部鲜卑。
这三者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既互相扶持，又互相侵轧。
随着各部落各自为政，鲜卑部落联盟名存实亡，鲜卑的霸权地位，也开始动摇起来。
再加上乌桓的崛起和大汉王朝的驱逐，鲜卑部落不得不逐步北迁。
随着张泛统领的征北军兵锋日盛，鲜卑部落除了在辽东属国等地偏远地带，还有一些势力驻守外，实际上已经彻底离开了大汉地界。
尽管鲜卑已然分裂开来已不复往日的强盛，但是张泛却不敢掉以轻心。
须知道，历史上鲜卑曾建立过多个强横一时的地方政权。
鲜卑在历史上曾建立过众多政权。慕容部鲜卑先后创立了前燕、后燕、西燕、南燕等政权。
迁移到青海地区的一支慕容鲜卑部落，建立了吐谷浑政权。该政权从东晋十六国时期一直持续到唐朝，存在了大约三百五十年。
拓跋部鲜卑则建立了代国和北魏政权，随后又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两个政权。宇文部鲜卑则建立了北周政权。
后世的史学家评价，这些由鲜卑部落所建立的政权，在北方地区对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它们不仅巩固了鲜卑族在北方的统治地位，还推动了当地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兴盛。
这些政权在吸收汉族文化的同时，也保留了鲜卑族的传统特色，从而孕育出一种独特的文化风貌。
然而，此仅为立足于历史宏观视角的见解，若置身于彼时之时代，或许观点将有所差异。
据说，“两脚羊”之说，起源于两晋南北朝时期。
张泛并非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但无疑是一位纯粹的民族主义者。
无论前世今生，他身为汉家男儿，始终将汉族的利益、文化、传统等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张泛极为反感，甚至蔑视那些在异族统治下，被迫进行的所谓“民族大融合”。
在他看来，失败即为失败，被统治即为被统治，挨打要立正，应该正视事实，不应将耻辱冠以“民族大融合”之名。
谈及民族大融合，强盛的汉唐时期，那才是真正的名副其实。
反观两晋南北朝、两宋及元清等汉家衰微时期，鼓吹所谓的“民族大融合”，岂不可笑？
试问那些历经“五胡乱华”、“靖康之耻”、“扬州十屠”之难的汉族先辈们，以及那些在元朝底层苦苦挣扎的汉家儿郎，他们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融合”？
当然了，张泛绝非反对民族大融合，相反，他积极倡导并推动这一进程。
毕竟，民族大融合能够促进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有利于经济的互补与交流，同时也有助于加强政权的凝聚力和民众的认同感。
张泛所关注的，无非是这一过程，是出于自愿的积极参与，还是因冲突和牺牲而被迫接受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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