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兴元年（公元304 年，甲子年）
春天，正月丙午日，乐广因为忧心忡忡，去世了。
长沙厉王司马乂跟大将军司马颖打了好几仗，每次都把司马颖打败，前前后后杀了、俘虏了六七万人。而且司马乂对皇帝一直恭恭敬敬，礼数周到。但城里的粮食一天比一天紧张，不过士兵们却没有背叛的心思。张方觉得洛阳一时半会儿攻不下来，就想撤回长安。可东海王司马越担心这事儿搞不定，癸亥日那天夜里，他偷偷跟宫里的将领们一起，把司马乂抓起来，送到别的官署去了。
甲子日，司马越禀告皇帝，让皇帝下诏免去司马乂的官职，把他关到金墉城。同时宣布大赦天下，改了年号。城门打开后，宫里的将士们看到城外敌军兵力也不咋强，就后悔了，又想着把司马乂抢出来，继续抵抗司马颖。司马越害怕了，就想杀了司马乂，断了大家的念想。黄门侍郎潘滔说：“别杀，自然会有人收拾他。”于是司马越就派人偷偷告诉了张方。丙寅日，张方从金墉城把司马乂带走，到了军营，把司马乂用火烤死了。张方的士兵们看到这场景，都忍不住掉眼泪。
这之后，公卿大臣们都跑到邺城向司马颖请罪。大将军司马颖进了京城，之后又回到邺城镇守。皇帝下诏任命司马颖为丞相，还让东海王司马越兼任尚书令。司马颖派奋武将军石超等人，带着五万士兵，驻扎在京城的十二个城门口。宫里那些他看不顺眼的人，司马颖都给杀了，还把宫里原来的卫兵全都换了。他又上表推荐卢志当中书监，把卢志留在邺城，让他参与丞相府事务。
河间王司马颙把军队驻扎在郑地，给东边的军队助威。听说刘沈起兵了，他就赶紧回到渭城镇守，还派督护虞遵夔在好畦迎战。结果虞遵夔吃了败仗，司马颙害怕了，退回长安，急忙召张方回来。张方从洛阳抢了一万多官家和私人的奴婢，往西撤。军队里没吃的，就把人杀了，混着牛马肉一起吃。
刘沈渡过渭水，驻扎下来，跟司马颙交战，司马颙老是输。刘沈派安定太守衙博、功曹皇甫澹，带着五千精兵去偷袭长安，打进城门后，一路拼杀，都到司马颙的营帐前了。可惜刘沈的后续部队来晚了，冯翊太守张辅看到他们没有后援，就带兵从侧面攻击，把衙博和皇甫澹杀了，刘沈的军队就这么败了，只能收拾剩下的士兵撤退。张方派他的将领敦伟夜里去袭击刘沈，刘沈的军队被吓得大乱，刘沈带着手下往南跑，结果被追上抓住了。刘沈对司马颙说：“朋友之间的恩情轻，君臣之间的大义重。我不能违抗天子的诏令，不能只看势力强弱就苟且偷生。我起兵那天，就料到自己会死，就算被剁成肉酱，我也心甘情愿。”司马颙气得不行，先拿鞭子抽他，然后把他腰斩了。新平太守，江夏的张光之前经常给刘沈出主意，司马颙把他抓起来质问，张光说：“刘雍州要是听了我的主意，您哪能有今天！”司马颙觉得他挺有胆量，就拉着他一起喝酒聊天，还上表推荐他当右卫司马。
罗尚逃到江阳后，派人向朝廷上表说明情况。皇帝下诏让罗尚暂时统领巴东、巴郡、涪陵，负责征收军粮赋税。罗尚派别驾李兴去找镇南将军刘弘借粮食，刘弘的下属觉得运输道路又远又难走，而且荆州自己也缺粮，就只想给罗尚五千斛零陵米。刘弘说：“天下都是一家人，彼此没什么区别。我现在给他粮食，就不用担心西边的事儿了。”于是给了罗尚三万斛米，罗尚靠这些粮食才得以生存。李兴想留下来当刘弘的参军，刘弘直接把他的手版夺过来，打发他走了。刘弘又派治中何松带兵驻扎在巴东，作为罗尚的后援。那时候，到荆州的流民有十多万户，他们出门在外，又穷又困，好多人当了盗贼。刘弘给他们分了大量田地和种子，选拔有才能的人，根据他们的能力安排职务，流民们这才安定下来。
二月乙酉日，丞相司马颖上表，请求废掉皇后羊氏，把她关在金墉城，还把皇太子司马覃废为清河王。
陈敏跟石冰打了几十场仗，石冰的人马是陈敏的十倍，但陈敏每次出击都能获胜，最后和周玘一起在建康攻打石冰。三月，石冰往北逃跑，投奔封云，结果封云的司马张统把石冰和封云都杀了，然后投降。扬州和徐州就此平定。周玘和贺循解散了自己的队伍，回家去了，也不提功劳和赏赐的事儿。朝廷任命陈敏为广陵相。
河间王司马颙上表，请求立丞相司马颖为皇太弟。戊申日，皇帝下诏，封司马颖为皇太弟，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的职位不变，同时大赦天下。皇帝的车马、服饰、用具等都搬到了邺城，一切制度都仿照魏武帝曹操那时的旧例。任命司马颙为太宰、大都督、雍州牧；前太傅刘实当太尉。刘实因为年纪大，坚决推辞，不肯接受任命。
皇太弟司马颖越来越奢侈，宠信的小人掌权，搞得大家都对他很失望。司空东海王司马越，跟右卫将军陈眕，还有长沙王原来的将领上官巳等人，商量着要讨伐司马颖。秋天，七月丙申朔日，陈眕带兵冲进云龙门，拿着诏书召集三公、百官和宫里的人，宣布戒严，要讨伐司马颖，石超吓得赶紧逃到邺城。戊戌日，宣布大赦天下，恢复皇后羊氏和太子司马覃的地位。己亥日，司马越带着皇帝向北出征，司马越担任大都督。还征召前侍中嵇绍到皇帝身边。侍中秦准对嵇绍说：“这次去，生死难测，你有没有好马？”嵇绍严肃地说：“臣子护卫皇帝，生死都得跟着，要马有什么用！”
司马越发檄文召集各地兵马，响应的人特别多，等部队到安阳的时候，已经有十多万人，邺城那边听到消息，都吓坏了。司马颖召集手下的官员们商量对策，东安王司马繇说：“天子亲自来征讨，您应该脱下战甲，穿着白色衣服出去迎接，向天子请罪。”司马颖不听，派石超带着五万人马去迎战。折冲将军乔智明劝司马颖去迎接皇帝，司马颖生气地说：“你平时号称懂事，还来投靠我。现在主上被一群小人逼迫，你怎么能让我乖乖受死呢！”
陈眕的两个弟弟陈匡、陈规从邺城赶到皇帝那里，说邺城的人都已经人心惶惶，没啥防备了。所以司马越他们也没太在意防备。己未日，石超的军队突然杀到，皇帝的军队在荡阴被打得大败，皇帝脸颊受伤，还中了三箭，官员和侍从们都跑光了。嵇绍穿着上朝的礼服，下马登上皇帝的车辇，用身体保护皇帝。士兵们把嵇绍拉到车辕中要砍他，皇帝说：“这是忠臣，别杀他！”士兵回答：“奉皇太弟的命令，除了陛下，其他人都得杀！”于是就把嵇绍杀了，他的血溅到皇帝衣服上。皇帝掉到草丛里，还丢了六枚玉玺。石超把皇帝接到自己军营，皇帝饿得不行，石超给他送了水，旁边的人又献上秋桃。司马颖派卢志来迎接皇帝。庚申日，皇帝进入邺城。宣布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建武。旁边的人想给皇帝洗衣服，皇帝说：“这是嵇侍中的血，别洗！”
陈眕、上官巳等人带着太子司马覃守卫洛阳。司空司马越逃到下邳，徐州都督，东平王司马楙不让他进城，司马越就直接回东海了。皇太弟司马颖觉得司马越在宗室里威望高，就下令征召他，司马越没搭理。前奋威将军孙惠给司马越写信，劝他联合各地藩王，一起辅佐王室。司马越任命孙惠为记室参军，让他参与出谋划策。北军中候苟曦逃到范阳王司马虓那里，司马虓就以皇帝的名义，任命苟曦代理兖州刺史。
【内核解读】
永兴元年（公元304年）的历史记载，如同一幅充满血色与混乱的画卷，将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的残酷与荒诞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一年的权力博弈、人性挣扎与制度崩塌，不仅是西晋王朝走向覆灭的关键节点，更折射出封建乱世中权力游戏的本质与代价。
权力漩涡中的背叛与杀戮
这一年的核心叙事围绕着“八王之乱”的白热化展开，而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在长沙王司马乂的结局中体现得尤为刺眼。司马乂在与大将军司马颖的战争中屡建奇功，前后斩获六七万人，且始终保持对朝廷的礼仪，即便城中粮尽也未失军心。然而，这样一位颇具威望的宗室亲王，最终却死于盟友的背叛与政敌的残忍杀戮。
东海王司马越的临阵倒戈极具戏剧性——从“潜与殿中诸将夜收乂送别省”的密谋，到因“殿中将士悔之”而急于“杀乂以绝众心”的转变，短短数日便暴露了乱世中权力联盟的脆弱性。而张方“炙而杀之”的酷刑，即便让“军士亦为之流涕”，也无法掩盖这场权力斗争的野蛮本质。权力的诱惑足以让盟友瞬间变成仇敌，让礼仪道德在暴力面前荡然无存。
司马颖进入洛阳后的一系列操作，则尽显胜利者的短视与专横。他诛杀殿中宿卫、替换禁军、废黜皇后与太子，看似巩固了权力，实则将自己推向了孤立无援的境地。这种“斩草除根”式的统治逻辑，恰恰暴露了封建权力结构的致命缺陷——依赖暴力而非民心的权力，终究是空中楼阁。
乱世中的人性光谱
在普遍的混乱与背叛中，人性的光辉与幽暗形成了鲜明对比。刘沈面对河间王司马颙的质问时，那句“知己之惠轻，君臣之义重”的宣言，在乱世中显得尤为珍贵。他明知实力悬殊，却坚持“投袂之日，期之必死”的信念，即便面对“鞭之而后腰斩”的酷刑也甘之如饴。这种“其甘如荠”的赴死精神，在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中，成为一抹罕见的亮色。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张方的暴行。他“掠洛中官私奴婢万馀人而西”，在军中乏食时竟“杀人杂牛马肉食之”，将战争的残酷推向了反人类的边缘。这种将人视为“肉食”的行为，彻底撕碎了封建伦理的遮羞布，暴露出乱世中人性之恶的无限可能。
而荆州刺史刘弘的作为，则展现了乱世中难得的务实与担当。面对流民问题，他拒绝“以零陵米五千斛”敷衍的短视方案，坚持“天下一家”的全局观念，以三万斛粮食支援罗尚；对流亡荆州的十余万户流民，他“大给其田及种粮，擢其贤才”，用民生关怀化解潜在的社会危机。这种超越派系之争的治理智慧，在乱世中更显可贵。
制度崩塌下的秩序瓦解
永兴元年的历史细节，处处彰显着西晋制度的全面崩塌。皇帝在荡阴之战中的遭遇极具象征意义——“伤颊，中三矢”“堕于草中，亡六玺”“馁甚，超进水，左右奉秋桃”，昔日九五之尊沦为战场弃子，连基本生存都成问题，皇权的神圣性早已荡然无存。而“嵇侍中血，勿浣也”的感慨，更像是对西晋礼制崩溃的无声哀悼。
中央权威的瓦解还体现在地方势力的崛起与离心。罗尚“权统巴东、巴郡、涪陵以供军赋”，范阳王虓“承制以曦行兖州刺史”，地方藩王与将领纷纷“承制”行事，中央任命权名存实亡。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不仅加速了西晋王朝的分裂，更埋下了此后“五胡乱华”的隐患。
值得注意的是，制度崩塌的背后是伦理体系的崩坏。司马氏宗室之间的相互残杀（叔侄相攻、兄弟相残），彻底摧毁了儒家“亲亲尊尊”的伦理根基；官员将领的反复无常（如司马越的背叛、潘滔的构陷），让“忠君报国”的道德准则沦为空谈。当权力成为唯一的价值尺度，整个社会便陷入了“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
历史的镜鉴意义
永兴元年的历史乱象，本质上是西晋王朝深层矛盾的总爆发。分封制的弊端（宗室权力过大）、选官制度的腐朽（门阀垄断）、民族矛盾的激化（流民问题），在“八王之乱”的催化下集中爆发。而这一年的历史细节，恰恰揭示了乱世的残酷法则：暴力无法构建长久秩序，背叛终将反噬自身，唯有民生与道义才是政权存续的根基。
司马颖的“僭侈日甚，嬖幸用事”与刘弘的“擢其贤才，随资叙用”形成的鲜明对比，早已预示了各自的结局；司马越的背信弃义与刘沈的宁死不屈，也诠释了乱世中不同的生存选择与历史评价。嵇绍“君臣之义重”的殉道与皇帝“嵇侍中血，勿浣也”的铭记，则在黑暗中留下了一丝文明的微光，提醒着后人：即便在最混乱的时代，人性的光辉与道义的价值也从未真正熄灭。
公元304年的历史，不仅是西晋王朝的挽歌，更是一面映照权力本质的镜子——它告诉我们，依靠暴力与阴谋维持的权力终将崩塌，而那些坚守道义、关怀民生的力量，才是文明延续的真正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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